恩阳:红色法庭精神助推新型法院建设
1933年6月,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为巩固革命成果,在省、市、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同年8月,恩阳县苏维埃政府在四川巴中恩阳古镇成立,并设立恩阳革命法庭。尽管恩阳革命法庭仅存两年,但红色法庭精神成为恩阳区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的动力源泉。
革命法庭开启法治先河
恩阳革命法庭在恩阳镇老场街一座上、下两层土木结构的瓦房内办公,楼上审案、楼下关押人犯。法庭主要承担镇压反革命、调解民事纠纷、维护苏区经济秩序的任务。至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撤离时仅存两年时间。
当时的恩阳革命法庭有常驻工作人员5至7人,下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处、申诉登记处、执法管理处。革命法庭主席由罗荣昌担任(兼任保卫局局长)。审判重点是破坏苏维埃政权及苏区生产和建设的反革命政治犯和经济犯。有时因战斗需要,配合红军作战,有时组织和参加攻打土匪的战斗,同时还要调处民事纠纷,任务极其繁重,但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日,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战斗。
革命法庭工作人员秉承“智勇坚定、排难创新、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运用“依靠群众、巡回办案、着重调解、服务群众”的工作方法,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审结刑事案件80余件,镇压反革命近200人,调处各类民事案件200余件,有效保卫了苏维埃政府革命成果,维护了苏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同时留下了“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宝贵红色法治精神。
革命法庭主席罗荣昌,恩阳镇柏林村人,生于1906年1月,读过私塾,打石匠出身。1934年8月,在红军战略转移中,罗荣昌同志因撤离不及被捕,被押至恩阳河启风桥码头处。国民党反动派将其剖腹挖肝,钎穿生殖器,腹填鹅卵石,惨烈悲壮遇害,牺牲时年仅28岁。
2016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郭红梅以书面形式给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将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革命法庭作为全国法院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议》,并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信。她在信中写到:“我想起了1933年建立的川陕苏维埃法庭和中国司法战线上最早的法官烈士,他们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为国家的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保卫了全国第二大苏区的革命政权,这让我感触很深。”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来信文件上签批“此事很有意义,请予支持并尽快批复”。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批复《关于命名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革命法庭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决定》。
红色法庭精神成立院之本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中央司法行政编制48人,加上地方事业编制、工勤编制共60人。建院之初,恩阳法院将“坚定信念、一心为民、艰苦奋斗、依靠群众”的红色法庭精神作为立院之本,积极探索构建“三位一体”——“庭(人民法庭)、点(乡镇巡回审理点)、员(村社司法联络员)”诉讼服务圈,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形成以人民法庭为中心,15个乡镇巡回审理点为平台,各村社406名司法联络员为基础的三层服务网络,将审判事务延伸到村社,为群众参与诉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雒某,贵州人,为子女抚养纠纷案千里迢迢来到恩阳区柳林法庭,一见到法官就问:“这场官司预计要打多久呢?我一个外地人等不起啊!”了解雒某情况后,法官立即联系相关所在地巡回审理点的司法联络员,得知被告在家后,法官和雒某当天下午就赶到被告所在的村社,双方经过调解达成协议,仅花了两个小时就结案了。
“来这里打官司,我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诉讼时间过长,更怕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没想到仅仅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扰。”收到调解书后,雒某喜出望外。
柳林法庭周庭长告诉记者,像雒某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按照普通程序需要6个月,按照简易程序也要3个月。通过“庭、点、员三位一体”诉讼服务网络,我们能精准快速地掌握当事人的动态,方便开庭审案,大大提高了结案效率。据他介绍,除了日常审判工作外,每季度还要定期到各巡回审理点搜集案件信息,并就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就地开庭审理。让老百姓从案件审理中学到法律,受到教育。
恩阳区人民法院下辖7个人民法庭,每个法庭分别管辖3至4个乡镇,法庭以一季度为期限,通过对辖区案件数量、类型、特点、发展态势作概括总结,制成《纠纷预警通报》,并及时传达给当地政府。据恩阳区法院院长乔君介绍,通过《纠纷预警通报》,能有效地提升党政干部及行政单位的法制意识,帮助他们用法治思维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新区建设筑起法治“防火墙”。
图为恩阳革命法庭旧址。
文章转自微博法制日报
我又不是恩阳的。 野性酷女 发表于 2016-9-29 08:34
我又不是恩阳的。
页:
[1]